http://www.hongminqing.com/msy/6399.html http://www.hongminqing.com/msy/6399.html钱先生江苏无锡人。讳穆，字宾四，原讳恩鑅，民国元年更名。以清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阴历六月初九日（阳历七月三十日）出生，世居县东南四十里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之五世同堂大宅，地在荡口镇西五里。
先生世代书香。曾祖绣屏公，国学生，祖鞠如公治五经、史记，极精勤。父季臣公讳承沛，幼有神童之誉，双目炯炯有光辉，习诗赋，入泮第一，但自此绝意功名。为人仗义直言，不以个人私利介怀，故为族人乡里所尊，凡有争端，得公一言为决，教子有方，委婉不责，任其自悟。惜与鞠如公皆以英年早逝。
先生天赋聪悟，目如季臣公。能强记，少习古文，朗读三过即能背诵。尤爱小说，年九岁，父执以三国演义相试，随章回，不失一字，且携摩人物个性身份作表演，传为美谈。
先生七岁入私塾，十岁入荡口镇私立果育小学，肆业四年。体育教师钱伯圭先生，乡里之望，实乃革命*人，以民族思想相启导，先生民族意识特浓，实萌芽於此。又读蒋方震所译《修学篇》，书中选录西欧不经学校正规教育而自学成名者数十人，述其苦学情事，对於先生后来治学，影响亦巨。
高班教师华紫翔先生授各体古文，与魏晋南北朝诸短赋。顾子重先生通中西，又精历史舆地之学。其他诸师亦多乡里宿儒，旧学基础深厚，兼能接受新知，所授课文，经史子集无所不有。先生晚年仍自谓治学蹊径，实由果育诸师启之。
先生十二岁丧父，家徒壁立，寡母及兄弟四人，仰本族怀海义庄抚恤生。明年，与长兄声一先生投考常州府中学堂。先生肆业府中三年馀，深得监督（如今校长）屠孝宽元博先生之爱护，而治学则受吕思勉诚之先生影响最大。诚之先生为校中最年轻教师，任历史与地理两课，时有鸿议创论，同学争相推敬，而对於先生深为奖掖。先生成名后，仍常与诚之先生作学术切磋，互相欣赏，互有补益。余曾为文，推崇两位先生与陈寅恪、陈援庵先生同为前辈史学四大家。核实论定，应无异议。（此处所谓前辈，以余曾及睹其风采，或读其书时，其人尚健在者为限。）
宣统二年冬，先生因故退学，偶见谭嗣同《仁学》一书，读之大喜，即私去长辫。明年春，转入南京私立锺英中学五年级，每晨闻环城*号胡笳声，复心仪陆*学生之壮肃步态，常思出山海关，与日俄对垒。是年秋，升读六年级，适会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遂致辍学。读先生《八十忆双亲》与《师友杂忆》两书，虽然中学教育尚未受毕，但幼年在家与中小学七年馀，受父祖慈母与诸良师之教益殊多，立己处人处事以及治学根基与方法，乃至娱乐兴趣，一切皆植基於此一时期之优良环境。尤可叹异者，清末民初之际，江南苏常地区小学教师多能新旧兼学，造诣深厚，今日大学教授，当多愧不如，无怪明清时代中国人才多出江南！先生少年时代虽然经济环境极为困难，但天资敏慧，意志坚定，而禀性好强，在如此优良精神环境中，耳濡目染，心灵感受，自能早有所立，将来发展，自不可量！
民国元年春，先生年十八，辍学家居。自念家贫，已无受大学教育之望，乃矢志自学。首先读《孟子》七日而毕。不久任教秦家渠三兼小学，一人兼任国英史地体育音乐诸课，每周授课三十六小时，此为先生从事教育生涯之始。
三兼创办人奏仲立先生乃绩学之士，文理兼长，崖岸自高，藏书丰富，但不轻示人；惊於先生才思不群，终成忘年之交，切磋益友，乃获读奏家藏书，始得严复诸译者，得益匪浅。民国二年，先生转入鸿模小学任教，即前果育易名。先生虽已辍学任教，但常以未能进读大学为憾。其时北京大学招生广告，考生须先读章学诚《文史通义》，入学后则以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易名《中国古代史》）为教本，先生即日勤读此两书，尤喜章氏书，对於后来治学趋向，有深远影响。
民国三年夏，无锡县创立六所高等小学，梅村镇一所为第四高小，设校於泰伯庙，（县东南三十里。）邀先生任教。先生就读常州中学时，染有抽烟习惯，及到梅村，课文有劝戒烟一篇，因念自己抽烟，何以教诲诸生，遂决心戒除，数十年不犯；直到江南大学任文学院长，会议频繁，甚感无聊，始再抽烟作消遣。先生每悟一事，即身体力行，此为一例。又如读曾文正公家书，教人读书，必自首至尾，通读全文，遂即遵行，数十年不懈，复如读一本卫生书，谓人之不寿，多由忽略健康教育。自念父祖及不少亲长多不之年，可为殷鉴，遂痛下决心，力求日常生活规律化，作息散步有定时，至老不衰。
先生为学善模仿，善变化，喜新知，勇创见，而能悉心追求，每从细小事故中彻悟大道理。如此种种，均在任教小学时代表现无遗。如授《论语》课，适读《马氏文通》，文通论字法，即仿其例论句法，成《论语文解》一书，为先生第一部著作。又如读《墨子》，开卷即觉有错字，愈读愈疑，遂奋笔逐条列出，加以改正，成《读墨闇解》一稿。但念《墨子》乃名著，传世已久，此类错误当早有学人指出。试翻《辞源》，知有孙诒让《墨子閒诂》一书，急求读之，凡先生所疑，闲诂皆已指出，并有详确证据，读书精博，叹为观止，乃自知孤陋幼稚，有如初生婴儿之对八十老翁，相去太远。自此始游情於清代校勘考据训诂之学，力求精进。
民国八年秋，先生改任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长，时年二十六。先生在高小任高班教师多年，适会美国杜威博士来华，讲教育哲学，先生读其讲辞，深感兴趣，但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大异，故欲改入初级小学，得与幼童接触，作一番实验；再者当时学人提倡白话文，初小教科书已全改为白话文体，先生极欲亲自察看白话文体对於幼童初学之利弊得失。因此在一个偶然机会中，毛遂自荐，担任小学校长，俾能亲自体察究竟如何。先生到任，教师连自己仅三人，每事相商；乃别出心裁，改变教学法，务使课程规章生活化，学生生活课程规章化，以其两方面融为一体。因此废除体操唱歌课程，但每日上下午必有体操歌唱，全体师生参加，成为学校全体活动。后加国语，亦采同一方式。又废除体罚，而随事诱导。作文课，常带学生到校外，随事指导学生观察讨论，自由发挥，只如一种生活。如此种种新实验，获得各方面之满意与赞许。
施之勉先生任厦门集美学校教务长，曾读先生文，深为推许。民国十一年秋，推先生任高中部与师范部三年级毕业班国文教师，此为先生任教中学之始。到校，与之勉先生一见如故，至老不衰，次日开课，首讲曹操《述志令》。此文仅见於《三国志裴注》引魏武故事，千载读者都末重视。先生指出此文显示汉末建安时代，古今文体一文变。诸生闻之，大为钦服。今读曹文，果然。先生治学，慧眼独具，此为又一事例。
民国十二年秋，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资深教席钱基博子泉先生推先生到同校任教。学校旧例，国文教师随班递升，从一年级至此班四年级毕业，再回任一年级。国文一科外，每年必兼开一课，第一年文字学，第二年《论语》，第三年《孟子》，第四年《国学概论》，教者各自编撰讲义。先生第一年文字学，讲文书大义，未付印。第二第三年，分别编撰《论语要略》、《孟子要略》；第四年编撰《国学概论》，后亦续成完稿；并前在梅村无锡县四高小所编《论语文解》，共四稿，为先生正式著作之始。
民国十六年秋，转入江苏省立苏州中学，任最高班国文教师，兼班主任，亦为全校国文课主任教席。本校为前青紫阳书院旧址，藏书甚丰，校园有山林之趣，三元坊、孔子庙、南园遗址，均在近地，先生课暇，徜徉田野间，较梅林泰伯庙外散步，尤胜百倍。
先生在苏中时代，课外研究工作主要者为撰述《先秦诸子系年》。四川蒙文通先生，前曾读先生《先秦诸家论礼与法》一讲词，以为与其师说相近，来长信讨论，此时到南京，听欧阳竟无讲佛学。一日来苏州相访，同游灵岩山数日，俯仰湖天，畅谈今古。蒙先生便中披览《诸子系年》，以为体大思精，极为欣赏。其时苏州顾颉刚先生，由广州中山大学转赴北平燕京大学任教，路过苏州，留家小息。一日由东吴大学陈天一先生相偕来访，此为两位先生相交之始。顾先生读《系年》，谓先生宜到大学教历史，不当久在中学教国文，遂向中山大学推荐，继彼后任。不久，中山大学来电致聘，但苏中校长汪懋祖典存先生曰，先生到大学任教乃迟早事，我明年亦将离校，先生能否再留一年，因此不果到广州。
民国十九年秋，顾先生又推先生到燕京大学任教，时年三十六。先生既不能到中山大学，颉刚先生促为《燕京学报》撰文。先生前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心有所疑，遂撰《刘向歆父子年谱》，辨康说之非。颉刚先生正主讲康有为，先生此文不啻与顾诤议，但顾先生绝不介意，既刊先生文，又特推到同校任教。此种胸怀殊为难得，故先生每提起此事，总叹颉刚先生之胸襟，最不可及！
先生到校，任大一大二两班国文。课馀多暇，就《诸子系年》续加增补，并作通表，付商务刊行。此书考论博洽精悍，使战国旧史诸多改观，此前所未有，故学林推服。
大学规模大，先生开始意识到职业与私人生活大不相同，当於职业外，自求生活。念在大学任教，推当一意努力学业，传之诸生，不宜过问他事，遂决意此后不担负任何行*责任，庶能使职业与生活不相冲突。但终感教会学校环境，不易适应，故一年即辞职。
民国二十年夏，先生在苏州，得北京大学聘书，及到北平，清华亦请兼课。先生云此殆皆出颉刚先生预为安排者。后又为情面所迫，在燕大与师范大学兼课。先生任教北大历史系是为先生讲授历史课程之始。第一年开课三门，中国“上古史”与“秦汉史”皆为学校指定必修课；另一选修课由先生自定为“近三百年学术史”。其后撰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商务刊行。
中国上古史本多可争议处，当时北平治上古史者特多，北大讲学自由，历史系除先生所开上古史为必修课之外，别开八门选修课，由各教授分别讲授，但意趣各异。故先生谓，“当时在北大上课，几於登辩论场”，足见当时上古史学之盛。不仅上古史如此，其他课程，亦受人注意，教授讲义稿，发到讲义室，校内外人人可向讲义室预定，往往教者尚未讲，但讲义已流传校外，众相讨论。当时北方学术空气如此浓厚，殊非今日所能想像！
次年先生选修课，改为“中国*治制度史”。但历史系负责人，以为今已民主时代，此前中国君主专制，不必再讲，是以历史系学生无一人选课。但法学院院长周炳霖先生以为*治系同学只知西洋*治，不知中国*治，遂有*治系全班学生选听此课。稍后历史系同学多来旁听，乃知中国君主专制*治，亦有可讨论者。其后刊出《中国历代*治得失》，即为此课程讲义之简编。
其时中国通史为部定课程，但北大由多人分时化讲授，先生谓，多人讲授，彼此不相通贯，失去通史意义。民国二十二年秋，学校请先生一人独任此课，并特置一助教。先生认为通史必须於一年内，自古至今，一气讲授完毕，绝不可有首无尾，有失通史课程之精神。因此开课第一年，集中全副精神，为此课作准备，务期章节间彼此相关，上下相顾，俾学生对於中国历史能有一贯而全面概括性了解。先生寓所距太庙不远，庙侧古木参天，散布於大草坪中，景色幽静。草坪有茶座，但游客甚稀。通中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课前一日，先生例到草坪茶座，择幽静处斟酌讲稿，一年讲毕，幸能不失初志。通史为文学院新生必修课，但高年级与其他学院、其他学校学生旁听者亦不少，每堂常近三百人，坐立皆满。
当时北平人文荟萃，先生在北平首尾八年，交游益广，除顾颉刚、胡适之、蒙文通，前在苏州已相识外，新交有傅斯年、汤用彤、陈寅恪、周炳霖等三四十人，时相切磋。此诸学术界友人皆学有专长，世局虽艰，而安和埋首，著述有成。当时北方学术界可谓鼎盛。又其时北平如一书海，书肆搜存古籍刊本、明清手稿极富。先生得暇，常至琉璃厂、隆福寺访寻故籍，自谓平生一大快事，学校薪金，除菜米外，尽耗於此，凡得五万馀册，内有不少秘笈。七七事变，无力迁藏，遂致散落。
当时北平学术界既人才鼎盛，藏书又极丰富，故学术著作真如雨后春笋，专业性刊物如《食货》、《禹贡》等亦愈出愈厚，呈现一副蓬勃气象，稍假时日，中国学术界必有一番新风貌出现。但日本侵逼不已，战端遂开，北平学术声光顿息。八年抗战，虽能疆土重光，但学坛元气大伤，光采无存，至今未复，可为一叹！
先生禀性爱好大自然，任教北平期间，遍游近郊名胜。又曾四次远游。第一次民国二十二年，与北大诸生结伴，畅游济南大明湖、曲阜孔林，与泰山诸胜。第二次，与清华师生结伴游大同，观云冈石刻，西至归绥、包头。第三次，一人独游，至武汉，登*鹤楼，参观武汉大学。乘江轮至九江，游山诸胜，汤用彤先生有宅在牯岭，盘桓甚久；复乘江轮回无锡乡间小住。第四次民国二十六年春，复与清华师生，同游开封、洛阳、西安三都诸古迹。归途游华山，由苍龙岭，扺一线天，历登诸峰。华山险峻，为诸岳之最，缅想韩昌黎游此，不能下山故事。
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抗战*兴，先生与同事结伴南行，由海道至香港，经广州至长沙，复南行至南岳文学院临时院址，遍游诸胜迹。学校旋迁昆明，先生结队经桂林，水路下阳朔，沿途风景最胜。复经广西南部过镇南关，转赴昆明，旋复南至蒙自，以就文学院。
同事陈梦家先生前曾选读先生课，此时常相过从，力促先生撰写通史教科书，以应青年迫切需要，先生意动，《国史大纲》之撰述，实由梦家先生促成之。其时文学院复迁昆明，遂借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一别墅，极清静，后移上寺，更清幽。寺中一人独居，集中精神，期一年完成。其间曾由滇人李埏先生伴游路南石林、石孔洞、大瀑布。石林者，遍山石笋嶙峋。尤奇者，山前有广阔青葱草坪，巨石平地拔起，高耸云霄，有如春笋，而排列有序，殆若天工，真为天下一奇观。
学校课程排在星期四五六晚间，每星期四午后乘车到昆明上课，星期日清晨返山寺，故每周得四天半之闲暇，不交一言，静思著笔，幸能於一年内毕功。先生云“回思当年生活，真如在仙境”。
先生在北平讲授中国通史四年，及来昆明复讲两年，每星期四晚间开讲，校外旁听者争坐满室，先生上讲坛，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盖时在九一八、七七事变后，国人民族意识高涨，先生学养深厚，史识卓拔，才思敏捷，亦擅讲演天才，加以自幼民族情怀热烈，并又正当壮年，精力充沛，词锋所扇，动人心弦，故诸生折服，争相听受，极一时之盛。六年讲授既毕，《国史大纲》亦已成书，先生遂亦离挍，东归侍母。
民国二十八年夏，先生经香港、上海归苏州，深望慈母，故夫人亦率子女自北平来会，遂择居耦园幽僻地，除间中至上海晤诚之先生外，杜门不出。生活多暇，每日上午习英文，阅读一部美国学人所著世界史，虽无所成，但得益不浅。下午至晚间，撰述《史记地名考》。此书虽仅为一部工具书，但编排组合，别具心裁，与一般工具书迥别。先生著述总与寻常不同，於此可见。
先生离开昆明之前，顾颉刚先生向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商得专款，在迁徙成都之齐鲁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邀先生同往开办。先生东归在即，受其聘，但请假一年，二十九年夏，始到成都履任。齐鲁大学在成都南郊华西坝，研究所则在北郊崇义桥赖家花园，距城三十馀里，地静书富，深为惬意。会武汉大学历史系诸生，感师资阵容不强，请学校邀约先生与吕思勉诚之先生等来校任教，校长王星拱抚五先生俯纳诸生陈情，通函接洽，先生仅许讲学一个月。
民国三十年三月到嘉定践约，讲授“中国*治制度史导论”与“秦汉史”两课；并到岷江对岸凌云大佛左侧乌尤寺复性书院，讲中国史上*治问题。书院为马一浮先生所创，专讲理学佛性，不与武大师生往来，而邀先生讲演，且不避*治史论题，殊为意外。
其时《国史大纲》刚出版。此书多具创见，只观其章节标题，点出每个时代之动态及其特徵，已见才思横溢，向非一般刻板僵化死气沉沉者可比。尤极难能可贵者，往往能以数语，笼括一代大局。如论春秋战国大势云：“文化先进诸国逐次结合，而为文化后进诸国逐次征服；同时文化后进诸国，虽逐次征服先进诸国，而亦逐次为先进诸国所同化。”此数语切中事机，精悍绝伦。吾人可伸而论之，前世如商之灭夏，周之灭商，后世如北魏南牧，辽金侵宋，清之灭明，结果影响皆可作如此观。在此进展中，华夏文化疆域逐次扩大，终形成疆土一统、文化一统广土众民大国局面。其他胜义纷陈，不能尽列。而《引论》一篇，陈寅恪先生谓为近世一篇文文章。陈先生为文虽在专业，但具通识，宜有此论！
先生前在北平与昆明讲通史，本已哄动一时。此刻抗战正在艰苦阶段，此书刊出，寓涵民族意识特为强烈，复在重庆等地亲作多次讲演，一以中华文化民族意识为中心论旨，激励民族感情，振奋*民士气，故群情向往，声誉益隆，遍及**社会各阶层，非复仅为黉宇讲坛一学人。国家多难，书生报国，此为典范，更非一般史家所能并论。
赖家院僻处乡野田畴间，竹树小溪环之，为读书佳境，研究员、助理员十馀人，各自钻研，每星期六举行讲论会一次，每月出外旅行一天。讲论会分组轮流，每次由一位研究员两位助理员讲演或报告，然后共同讨论。其时余亦来所从先生问学，深感最得益处，乃在讲后听先生论评其是非得失，或作补充。往往诸生提出具体丰富之资料，得出正确结论，但不能伸论此项结论之意义；经先生加以发阐明，乃见此项结论意义重大。如此教示，真如画龙点睛，乃见生动灵活，启发诸生能於深入研究得出结论后，站在坚强材料基础上，作笼照全局之凌空发，以显现论著之光辉性。
在此期间，先生先后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或遵义浙江大学等地讲学归来，即埋头读书写作，先后完成《清儒学案》与《中国文化史导论》等书。《学案》系教育部奉蒋中正先生之命，特请先生编撰者，惜原稿在教部复员途中，坠落江流，仅存序目。
民国三十二年秋，齐鲁研究所停办，先生转在华西大学任教，兼四川大学教席。得暇游灌县青城山，居灵岩山寺，西至老人村，乃唐宋以来一处世外桃源，村民数百家，年逾百岁者常十馀人。先生在四川数年，竟以讲学繁忙，未及游峨眉，经三峡、剑阁、秦岭栈道诸胜境，每以为平生之憾！
抗战胜利后，先生以时事方扰，暂时不欲遽返京沪平津繁华地。民国三十五年，滇人于忠义创办五华书院，邀先生任教。念战后昆明环境宁静，欣然应之，后亦兼云南大学教席。先后居翠湖与公园唐继尧旧宅。授课以中国思想史为主，阅读以禅师与新道教为主，此为先生治学之又一趋向。其时在偶然机会中得识滇中老伶工栗成之，精滇剧，一举一动，皆深具功失，妙得神情，先生自谓，每听一次，即多得一次领悟，为滇行一大奇遇。
先生多年胃病，不能根治。友人有云，人到老年，倍宜乡食，先生以为然。民国三十六年，无锡荣家创办江南大学，屡次邀约任教，三十七年春，遂东返。时唐加毅先生亦在校，为两位先生论交之始。校舍新建，在县西门外太湖之滨山坡上，风景极佳，常雇小舟，汤漾湖中，幽闲无极，成《湖上闲思录》一书。是时又撰成《庄子纂笺》一书，尤为近代庄子研究之突出著作。
民国三十八年春，先生与君毅先生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之聘，旋随校迁香港。前在广州，与张其昀、谢幼伟、崔书琴诸先生有约，在香港办一学校。先生到港后，该校已定名亚洲文商学院，内定先生为院长，并已自教育司立案。先生自以不能粤语与英语，甚感为难，但其事已定，只得勉强应承，并邀请唐君毅与新知张丕介两位先生共同效力。
学校以民国三十八年十月开学，夜间上课，学生六十人。明年秋，别创办日校，名新亚书院，申请立案为香港当时唯一私立不牟利学校，请赵冰先生为董事长。承新交上海商人王岳峰先生斥资，在九龙桂林街顶得新楼三楹为校舍。初期同事仅君毅、丕介等少数人，旋有吴俊升、任泰、刘百闵、罗香林、张维翰、梁寒操、卫挺生、陈伯庄、程兆熊、杨汝海等亦来任教，或纯尽义务，为当时国内学人来港者之一荟萃地，故亦特为香港教育司所重视。学生来源多为大陆流亡青年，约近百人，多得免费。学校课程之外，又设公开学术讲座，每周末晚七时举行，校外来听讲者，常七八十人。
学校初期经费仅恃王岳峰先生支持；但王先生并非富商，不能久支，同人盼先生到台北，希望获得支援，遂有民国三十九年冬台北之行。承各相关机构邀宴，垂询校*，先总统蒋公邀晤餐叙，由“总统府”每月先拨出三千港元支持学校经费。事定，应邀到台湾中南部各学校及陆海两*校讲演；北归，又在师范学院连续四次讲演，题为“文化学大义”；在国防部总*治部连续七次讲演，题为“中国历史精神”；而《人生十论》亦就各校讲词整理而成。
民国四十年秋，为《现代基本知识丛书》撰成《中国思想史》。是年冬复到台北，明年春承何应钦将*邀约，在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作连续五次讲演，题为“中国历代*治得失”，即就前在北大讲稿，增补再讲之，后出书，甚为海内外学人所重。是年四月十六日，应朱家驊先生之邀，为联合国中国同志会作一次例行讲演，借淡江文理学院新建惊声堂为讲坛。讲词方毕，屋顶水泥大块坠落，听讲者立法委员柴春霖重伤不治，先生头顶亦破，但未深入脑部，幸能康复，时年五十八。
民国四十二年夏，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住任卢定先生来香港，受雅礼协会之托，拟在香港或台湾、医院，提供补助发展。首约先生晤谈。卢一一询问，先生就办学宗旨与情形，一一直率相告，遂定议协助。但先生提出一项先决默契，雅礼只可派人驻校联络，绝不能过问校*，卢氏亦同意。遂每年协助二万五千美元为经常费；乃具函辞谢总统府赠款。
民国四十三年夏，先生又到台北，应蒋经国先生邀约，在救国团作连续四次讲演，题为“中国思想通俗讲话”。明年秋，又应教育部之邀，率领访问团到日本作报聘访问，所至以东京、京都、奈良三地为主。在京都、东京大学作公开讲演，深感日本上下对於前次侵华战争并无忏悔意，而日本社会则在大变化中，左倾趋向尤堪警愓。其后定居台北，复两度到日本韩国访问，获读不少韩国理学家书，归来有所述作。
民国四十三年秋，新亚在嘉林边道增租新舍，两处上课。旋复由卢定先生洽得福特基金会捐款为新亚建校舍，择址农圃道，由港府拨地兴建，四十五年落成。新亚之创办以儒家教育理想为宗，旨故校内悬挂孔子画像。其时雅礼协会代表建议，并挂耶稣基督像，先生以为新亚非教会学校，此项意见有违当初协议，断然否决。先是亚洲协会艾维先生与新亚久有联系，新亚获雅礼之协助颇赖其促成。不久艾维又与先生协议，在太子道租楼，筹办研究所，培养学术专才，但艾维先生不久即离任。至民国四十四年春，哈佛赖谢夫先生来喜林边道相访，定议协助研究所支付奖学金、图书费，并出版学报。至此研究所始能正式招生开办，两年毕业，成绩优良者留所为助理研究员，有至十年以上者。又四十三年，哈佛燕京学社来函，请新亚选派年青教师到哈佛访问，但无年龄适当人选。明年又有来函，遂推研究生余英时，以助教名义应徵，是为新亚研究所派赴国外留学第一人。其后新亚学生远赴美欧日本游学任职者，不胜缕列。当时香港兴办私立书院七八所，独先生所办新亚得美国雅礼哈佛多方面作财力支持，深为香港*府所注意，遂於民国四十四年港大毕业典礼中颁赠先生名誉博士学位，以示尊重。
民国四十五年一月三十日，与胡美琦女士缔结良缘。夫人为江西大家，先就读厦门大学，随家避难来港，曾在新亚求学一年。后至台湾，任职台中师范图书馆。先生在台讲演受伤，赴台中休养，夫人每日抽暇伴侍，遂渐建立感情，旋就读台北师范大学，四十三年毕业，亦来香港，复得日常相见，终结连理。
新亚创校以文史哲为基础，及得美国各方面协款稳定发展。四十六年二月，首创艺术专修科，发展为艺术系，又组国乐团作课外活动。先生自幼重视艺术，此亦为一项理想之实践。四十九年复得雅礼代表罗维德协励，成立理学院。
新亚创办获美国多方面协助，美国各教会又支持创办崇基书院，继而亚洲协会出资集合当时其化五所私立书院，成立联合书院，三校皆由美国协助兴办，香港*府乃有集合三校创办一所公立大学之议。新亚同人多持异见，先生以为新亚建校之初，本供早期大批青年难民就学机会，今时局已定，为学生前途著想，应交付港府负责，且本人亦感精力日衰，办学与研读已难兼顾，当量才性，渐能摆脱行*工作。参加大学之议遂定。
民国四十八年秋，耶鲁大学函邀在其东方研究系讲学半年。先生乃邀请前教育部次长吴俊升士选先生为副校长，代主校务。港府以吴先生为国民*府前任官员，**色彩浓厚，诸多顾虑，经先生坚持争议，终获港督特别批准。学校主持有人，先生乃於明年正月，经日本到美国践约，授课两门，美加学生四人，而华人在耶鲁任职者乃有十馀人，由李田意先生翻译，故能畅所欲言。课外多暇，一方面补读英文，一方面续写《论语新解》。学期结束，耶鲁特颁赠名誉博士学位，校长请李田意先生在典礼中，以华语作介绍，据云耶鲁典礼中未曾有此先例。
先生在美国半年，先后到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芝加哥，在哈佛东方学研究所、哥伦比亚丁龙讲座、中美文化协会、芝加哥大学讲演，复由芝加哥绕经大峡谷，到旧金山、西雅图，折返芝加哥水牛城，游尼加拉大瀑布，转赴加拿大多伦多，复返美到纽约，中途作千岛游，再由纽约到英国，践半年前之约。富尔敦爵士邀至其家，讨论香港创办新大学事，为校长是否用华人，数度争持，最后定议入华人为之。后乃遍游伦敦诸名胜，深感英国人极为保守，而社会闲逸，与美国迥异。再转巴黎，又感法国民风闲逸之情，又胜於英。会学校有事，函促速归，乃急转罗马回港，择居沙田西林寺后山。其时富尔敦又来港，议校名，先生主张不如迳名中文大学，众无异议。大学成立，先生即辞新亚校长职，时为民国五十三年夏。自办亚洲文商至此，前后十六年，先生自谓为平生最忙碌时期。董事会定议，先休假一年，明年离职。
先生休假之始即移居青山湾两月，寓所为一小楼房，环境幽静，尤胜沙田。拟定退休后生活计划，首为撰写《朱子新学案》。五十四年夏，南洋大学商请任校长，马来亚大学商请讲学，先生不欲再涉行*，遂应马来亚之聘；但不胜南国湿气，胃病复发，明年二月即返香港，仍寓沙田旧址。其时香港难民潮骤起，乃於五十六年十月迁居台北。承先总统蒋公礼遇，公费建筑庭园小楼，背山临溪，署榜素书楼。先生幼居五世同堂大宅第三进素书堂侧，故以名新居。明年七月，以百分之九十最高票，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象征中国文史学界同异学派之结合，尤具重大意义。
乡居多暇，得哈佛支助三年研究费，专心撰写《朱子新学案》，前后七年成书。自谓不卸新亚校*，绝不能成此专著。学案既成，遂应张晓峰先生之约，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研究所教席，在家授课，台湾大专师生多人旁听，成《中国史学名著》与《双溪独语》两书。复应蒋复聪先生之约任中央博物院特聘研究员。院在素书楼对面，得每日到院读四库全书中宋元明理学诸集，续有选述。其他著述有《孔子传》与《理学六家诗钞》等书。先生不能写诗，但受诵诗，以为吟他人诗如出自己肺腑，亦为人生一大乐趣。旋自编《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分时代为八册，为先生平生有关中国思想论著作一结集，但《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中国学术通义》等仍各独立为书。
民国六十六年，先生年八十三，胃痛剧作，几不治。明年春病渐愈，但两已不识人，不见字。会新亚创设钱穆讲座，坚邀先生为第一次讲演人，情不能却，讲题为“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凡六讲，为时三周。又明年，新亚创校三十年纪念，先生年八十五，复来香港，首先热心协助新亚之耶鲁卢定先生亦来港赴会，两人回今前尘，感慨不已！
民国六十九年、七十年，复两度来港，获与留居大陆三子拙、行、逊，易、辉，及长侄伟长先后相见。三十馀年海天违隔，幸能一晤，自感快慰。七十三年七月，先生复来港，在港门人为先生庆祝九十寿辰，大陆子女与嫡孙亦得来会。其时先生精神仍甚健旺。七十八年，新亚创校四十周年，先生以九五高龄，仍能到港参加纪念会，於新亚、於先生个人，皆为一大可欣喜事，但先生健康已大不如前！
民国七十五年，先生九十二岁生辰，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告别杏坛。故总统蒋经国先生念先生学林泰斗，民之硕望，特礼聘为总统府资*，以表国家尊学崇德之忱。今年五月迁寓台北市城内杭州南路新居。先生劳碌一生，至此始有自置寓所。
先生年七十时，已患青光眼，自此目力日弱，阅读渐感困难，八十四岁两眼已盲，但先生一向下笔千言，字甚工整，论文数竹字，常只改数字，即可付印。及入老境，目不见字，但展纸落笔，亦只偶有一两字重叠，故仍能撰文，惟不能亲笔改订，必赖夫人诵读，再指示增补。是以先生晚年仍能著述不辍，最后出书乃名《晚学盲言》，虽云自谦，亦是纪实。先生壮年时代，虽体魄强健，但为传统书生，不能自我料理生活。抗战其间，辗转后方，无家人照料，常致胃病大发，苦受折磨；直到香港成婚，生活始上轨道。夫人笃受情深，加又心向学术，以为维护先生健康，即为学术尽一分神圣责任，故於先生起居饮食，精心照顾；意趣情怀，体贴入微。伉俪情浓，老而弥笃，旧新友生，同声归美。最近数年，先生脑力大衰，时或失去记忆，且不能进食，夫人千百计，寻医进药，期能延年於万一。但年事已高，心力衰竭，终以今年八月三十日上午九时许，安祥中一暝不视。魁斗星沈，士林震悼！
民国六十三年，先生年八十。生辰之前，偕夫人南游，寓黎山、武陵农场等地，撰成《八十忆双亲》，后又撰《师友杂忆》。读此两书，先生幼年环境与一生行谊，历历在目。虽终一生只为一介书生，但治学之暇，喜游历，醉心大自然山水幽宁中，得人生至趣；又於棋舌游艺无所不爱；交游颇广，论议敏健，先后办学，一以理想为依归。兼此诸端，可谓多采多姿，此又非并世学人所能企及者，亦可谓学林一异人！惟先生最成功之一面，仍在史历研究。
综观先生一生治学，少年时代，广泛习读中国古籍，尤爱唐宋韩欧至桐城派古文，后始渐趋向学术研究，壮年以后乃集中向史学方面发展，故史学根基特为广阔，亦极深厚。再就先生治学途径发展程序言，先由子学入门，壮年时代，最显著成绩偏在考证功夫，中年以后，以通识性论著为重。但不论考证或通识论著，涉及范围皆甚广泛，如*治、如地理，亦涉及社会与经济，惟重心观点仍在学术思想，此仍植基於青年时代之子学爱好，是以常强调学术领导*治，道统超越*统。
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柢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比伦。直到晚年，后辈学人从先生问学，仍常感到先生思如泉涌，能随时提出新观点；退而思之，大多实有理据，并非恣意想像之说。惟先生天份太高，所提论点，往往如天马行空，读者未必人人都能理解，都能接受。但先生任何论点，多富启发性，好学深思者，读先生书，不论能否领受，皆能获得一些启示，激发读者别开蹊径，不致执著，拘守成说，不能发挥。此为先生著作除了建立本身论点之外，对於史学教育之另一项贡献，殊为难能！
先生今以九十六高龄谢世，亦标识前一辈史学界之落幕。先生虽已作古但遗留述作极为丰富，供今后学入含英咀华，必将有更深远之影响！
一九九零年九月十六日初稿，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日校稿，刊《新亚生活月刊》一九九零年十月十一日两号，旋增订再稿。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日校稿增补，呈钱师母审阅，六月八日最后增订。
本文转载自五十年十月《新亚学报》第十六卷
本文来源：韩复智编著：《钱穆先生学术年谱》（严耕望等代序）中央编译出版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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