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布拉
读了陈建新同学的《在工厂读高中》，不由心动，也写了我的学前些许琐事，凑个热闹。
我在大学前的学历，严格地说来只能算小学毕业。六年制的小学，我是读了五年多一点。一年级上学期没有读；一年级下学期是在农村的一二三年级混合班里读了不到两个月。——这似乎有点儿乱，须得理一理。
年，我虚龄7岁，大人带我到附近的小学报了名。原以为可以顺利入学了，哪知开学前有老师来家访，有一个邻居嘴欠，向老师举报说：他年纪不到的，没有7周岁。一查，穿帮了，立时取消了我的入学资格，只好在家等待来年。
来年的春节时，有一位在杭州大学读书的叔叔来我家。这位叔叔是我母亲的老师的儿子，烈士遗孤，保送上大学的，周日总来我家玩。其时学校放寒假，他要回老家去过年，随口问我：你想不想去外婆家？
我没有见过外婆，但常从母亲口中听说在黄岩路桥那个地方，有一个无比神奇的外婆家。一听有这样的好机会，登时雀跃不已，缠着母亲要跟叔叔去。
就这样，到了外婆家。本来的计划是，过个十几天，仍由叔叔把我带回杭州。哪知叔叔因故不回杭州，就留在黃岩工作了。
舅舅是高级社社长（相当于生产大队长），不久因不能大胆虚报产量而被“拔”了“白旗”，被捉去劳改。家中没有识字的人将此情况写信告知母亲，如此一来，我便不得不在外婆家长住下来了。
大学同组同学（后排右一）。
当时，大跃进的恶果已开始显现，在全国首个亩产千斤的黄岩县，农户家的口粮很快就糟光了，各家各户的饭锅里已见不到白米饭，取而代之的是萝卜、糠饼、野菜、番薯藤一类。小表弟已三岁多，因营养不良，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我与两个表妹从田间地头挑野菜回来，就一头钻进稻草堆里寻找半瘪的稻谷，用手剥出米粒，每天约可得半酒盅，熬成薄粥给小表弟果腹。村里几乎天天都有出殡的队伍和凄惨的哭声。后来据我母亲说，她是每月都把粮票和钱寄去的，但外婆家从来没有收到过（为了活命，钱粮都被人截走了）。
我在村小学那个一二三年级的混合班里读到清明后，温岭的姨妈派了大表哥把我接去。过了若干天后，澄江的姑夫再把我接去。此后几十年中，姑夫多次重复说：他初见到我时，吓了一跳，说我面黄肌瘦，“好像风吹就要跌倒的样子，用稀饭喂了十多天才养过来”。
大学同学合影，作者为右一。
夏天，母亲来接我回杭州。临行前，特意去找了我读过一个多月的村小的刘老师开出转学证明。因此，回杭州后我顺利转入母亲任教的小学读二年级。看起来在入学年龄上是占了便宜，但实际上有个跟了我一辈子的硬伤由此落下：我没有汉语拼音的童子功，后来只好学五笔字型打字。
现在回想起来，整个小学阶段，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约居前十左右，至今我能报得出七八个成绩比我好的同学的名字。小学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我没有学习的自觉性，尤其厌恶语文，什么段落大意、中心思想之类，从来就没有整明白过；对命题作文也比较抵触。大约是到了六年级，才对读书有了一点兴趣。
年秋升入初中后，不知怎么回事，我的读书兴趣大涨。我是数学和语文两课的课代表，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并且喜欢上了做作业和考试。课本上的习题，无论老师是否要求，我都在事先全部做过，当老师在课堂上布置作业时，我已经全部完成了。初一下学期开学不久，教导主任在初一年级选出几名学生，开会，宣布说：从现在开始学校要培养你们跳级，希望你们在学好初一课程的同时，学习初二的课程，只要在学期结束时你们可以通过初二的课程考试，下学期就直接跳到初三年级。学校会给你们开小灶，配最好的老师辅导。并说这是借鉴上海育才中学的经验。
我的年龄在班上本来就是最小的，假如能够跳级，在年龄上不是更占便宜了吗？（现在想来相差一岁两岁的有何意义？那时太幼稚，年纪小就莫名的得意，年纪大就莫名的羞愧。）于是对读书更是上心。可是学年还没有结束，“文革”开始了，全国大乱，考试取消了，同学皆大喜，惟有我一人黯然神伤——初二的课程白学了。
运动了，打来打去，斗来斗去，时间一晃就是两年多。年４月初，我作为“老三届”最后一届的“68届初中毕业生”去了黑龙江插队，时年1６周岁。名义上是“初中毕业生”，事实上只读了一学年的初中，不记得有过毕业证书。
如果说，此前我曾有过长大后考理工科大学的梦，此时则完全熄火。赴黑省前，母亲给我在行囊里放了一支钢笔、一本笔记本。父亲见了，很不以为然，说：都做农民了，还要这种东西作啥？父亲没有进过正式的学堂，完全靠自学成为知识分子，也因此而遭大祸。其时，他已是完全绝望了，觉得没有文化也未必是坏事。
许多年后，我收到了杭州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去看望初中的班主任林老师。林老师说：“你们这个班里，某某是推荐工农兵读大学的，医科。你嘛！考个大学是没问题的。只是为啥不考个好一点的大学？为啥要读中文系，不考个好一点的专业？”很惋惜的样子。
我说：“林老师，您对我要求也太高了！我拢共就在您手里读了一年的初中。我能考上杭大中文系，已经是很幸运了。”林老师楞了一下，也笑了，说：“这倒是的，也难为你了。”
我当然明白林老师的惋惜何在。在她看来，如果没有“文革”，我顺利地读到高中毕业应该能考上重点大学。这当然只是她一厢情愿的推测。在现实生活中，能否上大学，成绩不是可靠的依据。假如没有“文革”，没有70年代末的拨乱反正，成绩再好又有何用？就此而言，我，及与我同类型的许多人最终能进入大学学习，主要的还不是个人的努力，而是社会回到正常状态的结果。
所以，我一辈子看重“正常”。
朱承君：可怜的布拉哥，物质与精神都营养不良啊。看来我是幸运多了，至少小时候能吃饱饭。
任平：我读了，平实但感人。
魏丁：
曹布拉很早就历劫，大难不凋，必有后福。只要天气正常，总能茁壮生长。谢谢曹大哥。
吕立汉：
曹布拉我们年级差不多有五分之一的同学没有经过完整的中小学教育吧。
陈建华：布拉兄讲的故事，让人鼻子发酸，特别是剥瘪谷烧粥给小表弟吃的细节。那是我们出生的年代，农村，曾有这样的图景。特别认同最后一句，期望“正常”——国家、社会、人。
任晓岗：
曹布拉布拉兄，我永远记得你笔下那一曲凄厉的唢呐声，回响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
凌凌：
曹布拉65年时兴跳班原来是向上海学习啊，我记得我爸妈也为这个事情讨论过，说要给我跳班。但后来就没有再说起了。
王延荣：布拉兄好。读毕特感佩。我及与我同类型的许多人最终能进入大学学习，主要的还不是个人的努力，而是社会回到正常状态的结果。所以，我一辈子看重“正常”。
吴朝骞：
曹布拉读大学时，布拉兄是我的学习榜样之一。刚上学不久，寝室里纷纷传说，布拉兄发表了小说，心里很是佩服，觉得读中文系就应该当作家。后来也悄悄地写小说，写诗歌，自己也看不下去了，才停笔。现在还有一些留着，再看看好难为情，那么幼稚的拙劣的编造的故事和诗歌。[捂脸][捂脸][捂脸]。
布拉兄活得透彻。“正常”是非常普通却难以达到的事。一个人一辈子能够正常生活，正常读书，正常工作，正常家庭，正常过一生，何幸之有！看重“正常”，感悟人生！
陈建华：
吴朝骞欢迎把你偷偷写的小说诗歌拿出来晒晒，相信以你的才情写得一定不会差。[调皮]。
吴朝骞：
陈建华这不好吧！自己批评自己会进步，被人骂了会伤心的！
陈建新：布拉兄和我差不多同龄，就是因为早读书，挤进了文革前初中行列。但经历比我更艰难。我在那三年里，最大的受难是吃不饱，吃不上白米饭，很长一段时间被逼着吃胡萝卜煮饭，这让我在能够渴望的时候，第一个渴望是吃上白米饭。好在杭州是省会城市，居民供应到年就恢复正常，记得年还短期取消了粮票。进入青春期，在长身体的时候，尽管肉很少吃到，但是饭能吃饱，记得有一阵子每餐能吃两海碗。读书，小学前四年很正常，我的语文成绩从三年级开始在班级里凸显出来。有一次去少年宫参观一个展览，结束时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让我和另外一个语文成绩突出的女生留下来代表全班写一篇阅后感，我提起钢笔，没和那位女生商量（小学三年级已经感觉到男女有别，平时不和女生说话[偷笑]），就洋洋洒洒写了几百字。后来班主任在上课的时间讲，少年宫反馈回来，说你们班的阅后感没一个错别字。[偷笑]。这也算为我那秋涛路小学挣了一点荣誉。
进入初中，我当了语文课代表，然而全套课程我的成绩都是前列，每次考试前，班里的打架王们就一个个和我讲好，把试卷答案抄下来给他们。这让我这个个子中等，力气不大的男生，从未在班里被人欺负过。初中毕业，唯有我是五个优秀，但是班主任竭力让我进工厂，他说会给我最好的单位，所以与高中失之交臂。写《我在工厂读高中》，其实是在心理上补偿我不能上高中的遗憾。
生活中很多同学比我苦多了，哪怕像尚建叶晓芳张玲燕那样也要去农村奋斗，我毕竟在工厂赚工资，不愁吃穿，工作也很轻松。但是，从骨子里我痛恨这样一场动乱，毕竟把我和我的同龄人的正常求学路堵塞了好长一阵。后来实在是老天开眼，让有胆魄的老邓出来收拾残局，让我们少量的幸运儿还能进入大学学习，其实是占了他们60后的学习机会。对此生，是感谢呢，还是不忿，还是痛恨？
赖文洪：还是一个情节我也与曹布拉一样。我对读书兴趣一直是满满的。初中高中时数学、物理、化学和语文的课代表我也当过，还是高中班上的学习委员。重点是我也喜欢上了做作业和考试。课本上的习题，无论老师是否要求，我都在事先全部做过，当老师在课堂上布置作业时，我已经大致完成了。如果曹布拉不说，我还没有想到要说，喜欢做作业喜欢考试。自虐啊。
曹布拉：
赖文洪喜欢做作业和考试，一是因兴趣产生的乐趣，还有一点虚荣心，因为别无所长，在这一点上可以显摆一下。
赖文洪：
曹布拉我是为了老师与奶奶的表扬。但是后来发展成“为荣誉而战”！直至今天。
凌凌：
曹布拉悲惨的童年啊，剥瘪谷煮粥喂表弟的细节太令人心酸了。粮票被人截获我很能理解，我们家兄弟姐妹都是在乡下奶妈家养到3岁再回到自己家里的，我弟弟生于58年，送到乡下奶妈家，那个奶妈也是三天两头要粮票要布票。后来有一次，我外婆和我小阿姨没有打招呼突然去看我弟弟。当时的情景是，奶妈一家都出去了，院子里晒着梅干菜，我弟弟靠在门槛上，从团扁上抓着梅干菜往嘴里送。我外婆抱起我弟弟，他腰都挺不直，整个人就耷拉在我外婆怀里，一岁多的孩子，屁股憋得像个小猪肚。我外婆一阵心酸，抱起我弟弟就回家了。实际上送去的粮票布票都用在了奶妈孩子的身上。我弟弟回城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背都挺不直的，由此我们小时候送他一个外号叫：驼背爷。[流泪]。
相比较来说，路桥区、高桥区的农民生活更悲惨一点，因为那两个区都是典型的水稻区。所以后来出外补鞋子、换破烂的人也是这两个区的人多一些。澄江区要富裕一些，因为黄岩柑橘当年就生长在澄江区，这个区是多种经济区，生活稍好一点。
董小军：底层民众，没有谁能逃过时代尘埃的伤害，与此同时，一个在艰难中不失却希望的坚守者，总能从伤痕中挣脱出来，布拉大哥的经历，再次证明了这一一点。文中布拉大哥和两个小表妹在稻草堆里捡漏瘪谷子，煮熬稀饭使小表弟得以生存的细节让人动容。
方一新：布拉兄是我们班的大作家，才知道他也有一个坎坷多难的青少年时期，59-60年在黄岩（一提到黄岩，就倍感亲切）外婆家呆过半年，后来竟然到了风一吹就要倒的境地，差点饿死，令人唏嘘不已。确实，那几年饥民遍野，“塗有饿莩”，就全国而言，浙江农村算是好的，比最悲惨的河南等省份要好多了，但仍然如此，大跃进等后果之严重可想而知。布拉兄是69年去黑龙江插队（建设兵团？），到78年考取杭州大学中文系，这么长时间，都在黑龙江吗，无法想象，真够辛苦的。
布拉兄初中的班主任林老师，不知是教什么的，应该不是语文老师吧，不然，学中文出身的看不上中文系，说不过去啊。其实在我们读大学的时代，中文还是挺好的系科，在文科里面录取分算高的。
曹布拉：
方一新林老师也是杭大毕业的，政治系。我那时是她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所以对我要求也特别高。[偷笑]。
方一新：是这样，明白了。如果一切“正常”，林老师心目中的兄应该考取北大，或至少是复旦、南大这样的高校，学理工或当医生。
曹布拉：大概是这个意思。
其实我小时候到外婆家完全是赶巧了，倒并不是真的吃了特别的苦。而且我毕竟算“杭州客人”，对我还是有格外的照顾的。去黑龙江插队也是自己的选择，因怕留在浙江农村挑担子。
陈建新：浙江毕竟是鱼米之乡，没吃的，怎么找找总还能找到东西吃，不像北方连树皮都找不到了。
陈建华：很大原因放卫星放的，既然打那么多粮食，那按规定缴吧？坐实了“吹牛也上税”，惨痛！
方一新：是的，一方面，吹牛不上税，亩产万斤（包括钱学森都撰文论证过），征收过头，把农民的口粮都收走了；另一方面，人民公社吃大食堂，让农民放开肚子猛吃，一年的粮食二三个月就吃光了。确实，“吹牛也上税”。[捂脸]。
陈建华
樊诗序：征收过头是主要方面，还有大量的粮食因为大炼钢铁而烂在地里的。年是丰年，但丰产不丰收。在农业税取消前，征收的惯例是，早稻收获就须完成全年的征购任务。如果早稻产量低于征购标准。农民就没有了自己的口粮，就得吃“返销粮”（政府按一定额度返回销售给农民）。浙江省是全国第一个超纲要、超双纲的省，但吃返销粮的地方比比皆是。
陈建华：
陈建新城里人保障供应，也许还能接济乡下亲戚。农村里有工作的感受也不明显，我父亲就说饥饿浮肿都看到，但我们这一带饿死人却没怎么听到。
凌凌：
陈建华说得没错，城里人是保障供应的，当然我稍微小了一点，对那个年代还没有什么记忆，我的记忆里面，给我们做饭的大阿姨，说起野菜杂粮来，她都是粗粮细作，说得我们馋涎欲滴。[偷笑].
我们兄弟姐妹的几个奶妈，都是黄岩澄江区的农民，大跃进那几年都很可怜，大哥的奶妈有一天要饭要到了我妈妈的学校，其他几个基本上都是借了钱不还，就和我们家断了关系。我的奶妈也是借钱不还就不来往。后来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妈妈已经调到工商所工作了，他们夫妻俩来办做生意的证明，说要见见我，好像是一个暑假，那天下午我到了我妈单位，见到一对中年夫妻，但长期不来往，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好像。
最好的是我妹妹的奶妈，我妹妹63年出生，她的奶妈家里条件也很好，一直到现在都和我们家有来往。
赖文洪：我比曹布拉幸运。我虚龄7岁，跟着隔壁邻居的孩子阿平一起由他妈妈带着我们去小学报名。我爸爸是木匠，常年外出。我妈妈是我们家在生产队的主劳力，天天与男社员一样劳动，连送我上学都不能。阿平爸爸是粮站的管理员，妈妈是无业。出发前他妈妈提醒过他，要保密。但是老师一眼就看穿我年龄不足。阿平赶紧补上一句，阿洪比我小一岁。这一下子彻底穿帮了。我嚎啕大哭。哭得老师都心软了，才有数学面试入学的佳话，才有这个班主任语文老师王赛珍。王老师教我到三年级病休了。我的拼音与普通话是王老师教的。从小我用拼音与笔画查字典，现在我仍然用拼音打字。
我出生于年4月。我爷爷第二年就死了，饿死了。如果有一碗粥或一颗地瓜南瓜什么的，我爷爷可以活下来。当时不要说有什么粮食，连泥土都吃不到。我妈妈吃观音土才吃了几天吃完了。我想城里人有吃的，只是没有吃饱吃好。
我奶奶告诉我，我每月有一斤米。是上海我奶奶的朋友夹在信里救济我一斤上海粮票。奶奶用大拇指食指中指三个指头撮一撮米，一粒一粒数着二十粒米在火塘里煲成米汤只让我一个人独吃。爷爷说，哪怕我们都饿死了，阿洪也要活下去。
凌凌：老赖小时候这么可怜的啊，心痛一下。[咖啡]。
赖文洪：我爷爷是铁匠，爸爸是木匠，奶奶是裁缝。我们家是手工业。那年月，不允许出工，自留地没有了，又不能开荒。人民公社食堂刚刚結束，家家户户一贫如洗。
凌凌：
赖文洪按说你们家条件应该还可以的，如果不是不允许出工，你们的生活应该比普通农民要好啊！
赖文洪：61年以后浙江的情况好一点了，因为政府政策松动了，我爸爸又可以出门做木匠了，只是收入要交给生产队记工分。开荒种地可以了，象山人吃番薯、吃南瓜，天天觉得饿，但是饿不死了。我家里又开始存积大米稻谷了。
凌凌：对对对，还允许开荒中自留地。你跟我弟弟同岁啊，58年的小可怜们。我也感觉到我们澄江区，比曹布拉、方一新所说的黄岩其他地区要稍微好一点。
赖文洪：主要是禁止个体做工种地。连河里池塘里摸鱼路边种玉米南瓜都不允许。而公社食堂已经破产，家庭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尚不能建立。
阿朱：我外公56年年初，响应国家号召，离了公职，领了元退职金回乡下种地。我外婆明智，坚决不回农村，领着三个未成年孩子（最小的三姨还在襁褓中），独自留在丽水县城，靠给人洗衣、补衣、养孩子。但大饥荒来临时，仍然差点饿死，因为没人再请她干活。那段时间就是靠我妈每月寄20元人民币，养活了外婆和三个弟妹。说明在县城里的贫民，如没有亲戚帮扶，也是要饿死人的。
凌凌：我下乡的地方有一个上访专业户，他就是你外公这样的情况，他后来上访，很想把自己的孩子身份改成上山下乡的知青，但上级说没有这个说法。
赖文洪：我爸爸也是你外公那样的情况。我爸爸是地方国营农机厂，60年精简下来的。
凌凌：我表姐60年中专毕业，国家精简下放计划完成得困难，就拿中专毕业生顶缸，他们这一届号称毕业不分配。
阿朱：60年是不得已，我外公是完全自愿，最早奉献。
凌凌：你外公可能属于另外一种情况，那个时候也可能城里收入也不高，同时也没有考虑到回到乡下以后的，城乡差别会这么大。
阿朱：他以为乡下还是他小时候的乡下。
凌凌：是的，他以为乡下还是他小时候的乡下！
阿朱：但他母亲是在土改中被斗死的地主婆，所以仍不明白他为何选择回乡。他早死了，否则我一定会去问个明白。只能成谜了。
陈建华：你外公选择回乡，可能是缘于祖祖辈辈血液里留存的土地情结，总觉得回老家有块土地饿总饿不死，而且有两年好像物价飞涨，猪肉价格涨了五倍，所以不如归去。
阿朱：
陈建华外公从小外出在金华县城读书，学历相当于现在的技校。后在温州运输公司任驾驶员兼技师。一生热衷于研究永动机，虽无果仍坚持不懈，直至70高龄在我弟弟这个数学博士的解说下才放弃。不认为他会热爱土地农耕，他早早退职，定有其它原因。
凌凌：我下乡的院子里住着两兄弟，哥哥是药店官——抓中药的，弟弟是坐堂医生。哥哥也是50年代不知道为什么辞职不干当了农民，弟弟依然坐堂医生。后来两家差别很大。
赖文洪：合作化运动，我爷爷的铁匠铺爸爸的木匠铺和家里的20亩水田都合作了。后来人民公社了，吃食堂了。家家户户没有灶了，没有铁锅了，炼钢去了。锄头镰刀也归公了。家庭作为生产单位与生活单位崩溃。
凌凌：
赖文洪所以你的血液里流淌着你爷爷、你爸爸的血呢，不安于现状，一心创立自己的事业。[强]。
钱志熙：拜读布拉兄大作，少年的生活和求学经历这样的艰苦。真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了！
我年正月生的，我堂妹也是那一年出生。也许是次子，还算有点珍贵，父母千方百计找食物养活我。我母亲本来奶水就少，再碰上那时候，实在没有一点奶水。我父亲每起五更，去一个社办奶牛场讨一种我母亲叫“奶溏”的给我喝！还全亏我爸和村里在那里养牛的要好，能偷偷讨到一点。据说我堂妹饿得跟青蛙一样，哭起来只是啊、啊的单声，都说根本养不活了！幸亏第二年食堂散了，不然我们真会饿死。话说回来，那是就是饿死了，自己也不知道！
应沪晨：读大学时，布拉兄是我的上铺。他那传奇般的经历让我们由衷地崇拜。而他又常常谦逊地对待寝室里的几位小字辈，让我们铭记于心。年我参加党校中青班学习时，是班里第二年轻者，心里很是得意。年参加金华市委党校市管干部培训班时，年纪已是班里的老二，已经能够体会到那种与年轻者相比的无奈的感觉。所幸我没有经历过布拉兄的那种磨难（虽然也有童年时饿昏过去和由乡下外婆领养后，母亲接回时脱形得无法认识的经历），但也由此有了安于现状的心理。相比之下，当年这些年长的同学历经磨难，却更是成就斐然，真令我辈汗颜。
郑广宣：我与布拉同龄，同样只读了一年初中。他是偶然去外婆家上了学，碰上那个饥荒年代，吃了本不该他这个城里人吃的苦。我们家则是两次从城里到乡村。土改时，我母亲还是城镇土改的积极分子，当领导问我母亲，你老家有没有房子，我母亲说有两间房，于是城里的土改就没有我们的份了。土改结束就回了老家。而到了老家，却又没有我们的田地。年赶英超美、大办工业、大炼钢铁之时，我们则去了父亲所在的余姚陆埠，又成了居民户。年大办农业，又回到老家，就再也动不了了。直到我先参军，后考大学，我弟弟则顶我父亲职进到工厂。
三年困难时期百姓的各种艰辛，自己有过经历，除了吃蕨根粉拉不出，还跟着母亲去挖一种叫毛毛草的野菜，挖来与玉米粉一起做糊糊吃。也看到过农村大食堂大锅烧粥时潽出（漫出）粥汤时，一个壮汉用手掬着锅边的粥汤，连石灰渣、垃圾一起吃进肚里。农村大食堂喝粥时的场景也是很震撼的，吃粥时大部分人家是没有菜的，多是筷子头蘸盐喝粥，好一点的，把盐用油炒一下，如果谁家有芝麻盐，那就算条件好了。在一个不正常的年代，要做一个正常的人，何其难！
任平：大跃进时，没有吃的，父亲又被压低工资，为了我的成长，他卖了不少心爱的书，给我买了钙片，每月一瓶，这是我个子长高的原因。还记得有天晚上我饿了，他拿出几块饼干要我吃下，那时物价飞涨，一块饼干要四元钱！而他工资当时只有20／月。
尚建：看曹布拉学长的回忆，对那三年灾荒的惨象，有了更近距离的恐惧。
已是面黄肌瘦的孩子，每天钻进稻草堆里寻找半瘪的稻谷，为小表弟果腹。太心酸的画面啊！还有钱志熙的堂妹饿得跟青蛙一样，哭起来只是啊、啊的单声；凌凌的弟弟饿成了“驼背爷”……这些描述直接还原了那个严酷的历史场景，不忍卒读。[捂脸]。
那三年灾情，以往只是在文字资料中了解到，今日才知道身边有的同学也曾在这场灾难中受难，让我对自己没有那三年灾荒的记忆，感到有罪恶感一样。[发呆]。
陈建新：
尚建如果四岁之前的记忆难觅，你大约也只能记得年及之后的事情吧？[偷笑][偷笑]。
尚建：也许是吧，一些儿时的记忆只是简单的一个场景，事情过程都是家人的讲述而保留下来的。
陈建新：童年的记忆并非都能找到。我现在竭力寻觅童年记忆，最早似乎只能追寻到年，也就是我四周岁左右。也就是几个画面。一个是隔壁一个大房子成了街道食堂，但好像属于四季青公社的食堂，与我家周边的居民无关。第二是被大人抱着，在晚上刚入夜时经过后来我就读的小学的操场，操场上有一个小高炉，远远看过去有一些人在炼铁，有炉火映红这些人的脸。第三是家家户户敲着脸盆在家门口喊叫，说是除四害，赶麻雀。这三个印象之外，就是六七岁时的饥饿记忆。
所以，本年级对那三年饥饿年份，真正有清晰直观记忆的起码是年左右出生的。很多大约也只是别人转述的吧。
我对那三年的记忆，除了自己的亲身感受，白米饭吃不上了，每天下午的点心也没了，要忍着饥饿到晚饭点。家里从吃饭不限量，到每人称米蒸饭，到必须有杂粮掺杂煮饭。
还有一个记忆，就是有一阵子每天看到一拨一拨的安徽人讨饭。
这是在我们的饭食还没有受限的时候，是饥荒降临到城市居民之前。看来饥饿首先降临安徽农村。
我年的片段记忆，至今没有更年长的人向我解释。但很可能从书本看到的历史，把我这些记忆片段理性化了。
王琳：我的六姨当年被我大舅带出去读技校，但是学校要她去户口所在地开证明，她是地主出身，村里不给开，只得留在松阳叶村。叶村是产粮区，但是粮食都上交了。外婆怕一家人饿死，把她嫁到了大山深处的一个村庄。以前每次去六姨家，要走二十多里的山路。但是山里虽穷，好歹有地瓜吃，不至于饿死。
任平：对困难期间的记忆，是吃包心菜边皮，胡萝卜当饭。所幸周总理嘱咐修订《辞海》，我随父亲去上海吃了一个暑假的好饭菜。毎天看江上的各国轮船，对面苏联领事馆儿童的欢乐嬉戏。
回来后，因为大伯母在食堂帮忙，也去吃了点荤腥。猪头肉是最好的！大伯爱藏书，在他家看了不少旧书旧杂志。知道了南极的几次探险。也领略了旧杂志精彩的设计。省里几位围棋高手都是大伯培养的，也知道了他们的不易。
朱承君：进入忆苦思甜环节：余生也晚，年已是饥荒末期，我出生时家里已有能力不让我饿成青蛙状。但有一年稻米不够，经常吃玉米糊，玉米是我父亲去奉化买来，一路挑回家（单趟总有几十里）。吃玉米糊的经验是，必须从中间舀着吃，不会沾碗，故不会浪费。——提供一点佐证。
沈澜：我们饥荒末期出生的人，在娘肚子里没吃饱，好像个子高的不多。而我小哥那一届，大都59年或60年初出生的，妈吃过大食堂的，个子就比我们这一届高很多，男生一米八的比比皆是。
陈建新：不要说你们个子长不高，我从六岁开始进入饥荒年，也影响到拔个。进入青春期恰逢“文革”，吃不到足量的蛋白质，也是长不高的原因之一。我都没超过一米七。[尴尬]。可我儿子一米八三，差了何止一个等级。我们这个等级被称为残疾。
布拉兄少年时期去农村感受大饥荒，其实是上帝让你去感受中国农村的苦难。如果没发生这个偶然性“下放”，你留在杭州，生活会好多了。起码和我一样，不知道那几年农村居然有人饿死。[大哭]。
周羽强：
朱承君读了新华社记者的忆苦文章，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情景，勾起了我对饥饿时代的一些回忆。作者是年生人，我小他两岁年出生。年大跃进，我有看到小锅炉炼钢铁、全民吃大锅饭的几个画面片断。年（我上小学）后，关于饥饿的记忆就连篇了。那时候的孩子真的苦，舔碗都不一定轮到你。
樊诗序：那是一定的。布拉不去乡下，见不到那种场景。那时调运粮食只管城镇，农村基本任其自生自灭。
朱承君：如果我长身体时不去造大寨地，应该比现在再高三五公分吧。我女儿有公分。
陈建新
陈建华：满足了吧你们，从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幸存者且是幸运儿，还去追究能否多长个三五公分作啥？[坏笑]。
凌凌：关于那个年代，我这个56年出生的，没有太多的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吃食堂，我们想吃年糕，但家里不能做。大阿姨把米粉放在饭盒里，加上水，食堂里蒸好以后打开一看，上面一层清水，米粉沉在下面，拿筷子搅拌一下就成了米粉疙瘩，很长时期以来，这是我记忆中最好吃的东西。但那个年代肯定整体营养不良。我们家五个兄妹，我二哥54年我56年，我们两个最矮，我妹妹63年，从吃奶开始就是好时代，她最高，1米68。
陈建新：所以《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几乎不是虚构的。
曹布拉：三年困难时，城市里居民的生活也不易，米饭里要掺入胡萝卜番薯条之类的，有些人营养跟不上浮肿。我父亲虽已落难，但还能享受到一点“特供”：每月有额外的几斤黄豆，白糖和鸡蛋，比一般的市民多少要好一些。但饥饿感是一直挥之不去的。我要不是因为去农村外婆家呆了半年，怎么也想象不出其时无数农民已经在生死线上挣扎了。诚如许多同学所言：相比较他省，浙江的灾情还轻一点，但终究有不少人没有熬过来。因此多年后，我每见那种否认饿死人的言说，总是忍不住要骂一声国骂！
陈建新：感谢改革开放，让我后半辈子能够天天吃肉。[抱拳]。住进了大房子，开上了小汽车。以前看外国电影，乃至日本韩国电影，如果主人公开着小车，总有一丝羡慕之情从心底涌起。现在基本上视而不见，哪怕是豪车。我们毕竟已经过了从小就具有的开车瘾啊。[偷笑]。
郑广宣：年，我们部队去陕北征兵，问被批准入伍的新战士为什么当兵，新战士说当兵能吃三年饱饭。我们接兵也看到了陕北的窘况，还有人家只有一条裤子，出门的穿，在家的躺在炕上。那时候陕北生产队分口粮，比如说每人斤，听起来不错，其实其中有白菜几斤折合一斤粮食，萝卜几斤折合一斤粮食，实际能作为主食的粮食少得可怜。
周羽强：我在余杭镇上长大。我感觉当时当地的农民（乡下人）比镇上的（街上人）要好些，即便“瓜菜代”也能果腹，而城镇仅靠粮票，别无食物。我家兄弟姐妹五人（我老四），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狼吞虎咽地抢食，真的不够吃，吃不饱。由此落下肠胃病，人似豆芽菜，影似毛竹竿。
曹布拉：
周羽强城市近郊是比较好！挑一担番薯进城，可以卖不少钱。那时杭州四季青的菜农很吃香的。
周羽强：
曹布拉是的，当时的视野也只是城乡结合部。我小学同班同学中有一些是农村户口的，他们上学时会有番薯、罗汉豆之类的放在书包里，闻到一丝丝食物香味，真让我馋涎欲滴！
也许困难时期我没在农村生活过，没有比较哪方天地更苦，但凭直感，城镇居民也苦不堪言，我们一群屁孩经常结伴去乡下扫荡（偷农民地里的菜），总会有仨瓜俩枣的收获。
陈建华：老辈人说，那时节农村山上野菜都挖光，能吃的观音土也都吃了。我奶奶跟我说，她小叔子吃了拉不出，最后靠手指硬抠抠出来，常常疼得哇哇叫。后来幸而有了“大种百斤粮”政策，田头地角随你种随你收，这才渡过饥荒。奶奶是个很能干的村妇，那时已近六旬，村民形容她刨起地来比男人还厉害，甚至刨得连裤子掉下都来不及拉。[捂脸]。当然那时农村老派妇女都只穿一条无腰免裆裤，只一根自织的裤腰带系着，一行动也容易松塌。
过了几年，“文革”开始，广播里天天喊着打倒刘少奇，奶奶不懂普通话，也不知道刘少奇为何人，只将他名字记成了常用消炎药膏“消治龙”，老说亏得“消治龙”号召大种百斤粮，我们才活过来。当时我听她这么说，吓得不敢吱声。幸而老奶奶小脚，不乱跑也不到处说。
任平：因营养不良得浮肿，肝炎在当时普遍，所以有布拉所说的黄豆，油等补贴。
凌凌：我一个同事的婆婆有一个怪癖，每次同事从食堂里买来供作第二天早点的馒头，转瞬就被他婆婆藏起来了，藏的地方也很怪，大衣柜的某个角落啊什么的，总是让你匪夷所思的地方。他老公解释这是当年没东西吃落下的毛病，终生不能纠正。
任平：
凌凌很像契诃夫小说的情节。[偷笑]。
张子帆：还有杰克伦敦的小说。
凌凌：不藏别的东西，就藏食物。媳妇杭州人，觉得很不好理解。
陈建华：也可能是下意识的行为。魔幻现实主义。
凌凌：就是那个年代落下的下意识行为，说了没用。她婆婆给她带孩子，大概有一年时间，我们去她家，她会在婆婆不在的时候翻开衣服让我们看看藏起来的食物，真的让你无法想象。问题是，我同事说，她咽不下从衣堆里翻出来的馒头。[捂脸]。
任平：这些细节都是小说的材料，如果有人写的话。可能有心理原因，据弗洛伊德学说。
凌凌：肯定有，只是没有探究，他儿子说是当年饿出来的病。
曹布拉：
凌凌那个年代的饥饿，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记忆，有些就进入了下意识，时不时就会表现出来。
凌凌：
曹布拉对，可以这样解释。
曹布拉：
凌凌比如说，我吃饭特别快，狼吞虎咽的，总被老婆数落。这个习惯就是缺衣少食的年代养成的。[偷笑]。
凌凌：
曹布拉有道理，我二哥吃饭很快如你所说的狼吞虎咽，他还会反刍。不过他的原因说起来是另外一种的可怜。
我大哥是长子长孙，很得我奶奶的宠爱，当年为我大哥，家里请了一个奶妈一个保姆。所有好东西都尽大孙子先吃，我二哥就只能虎口夺食。[偷笑]。
曹布拉：我是在做知青时养成的，知青点里狼多肉少，只有抢。
凌凌：陈建新小时候吃不上好米饭，至今他就吃烧得很干的“硬饭”，也是终生弥补那个年代的遗憾。
吴朝骞：布拉兄，我也是，吃饭就像抢来吃一样，大口吃饭、大块吃肉。在老单位吃饭速度快样子急都出了小名。以至于公务接待时，尽量要矜持，否则有损形象。
凌凌：
吴朝骞理解理解，陈建新吃饭也很快，风卷残云，我有时候就求他吃慢一点，因为在外面吃饭太快了给我压力很大。[呲牙]。
钱志熙：我观察了许多人，60前后出生的，在兄弟姐妹中都是个子最矮的。
凌凌：
钱志熙不是60年前后，是54年到58年这段时间。
凌凌：我弟弟58年出生，小时候很可怜吧，但到长身体的时候国家经济已经好起来了，所以他总的个头还有1米74，但我二哥只有1.70，我也只有1.60，家里男女分别最矮。
陈建新：个子高低，第一和遗传有关，第二和生长时期的营养状态有关。但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身材高，就是营养好。像我这样，小时候一周才能吃一次荤腥，营养跟不上，尤其是经历了饥饿年代，对身体的成长影响很大
陈建新：都知道吃饭慢一点好，可是养成的习惯很慢改。
曹布拉：总之，只有改革开放之后，才真正让中国人吃饱穿暖。
樊诗序：我的师傅是59年的兵，他向我传授抢饭经：首先，早去排前头，先盛先吃。第二，准确判断形势，如果能有二碗，第一碗不盛满，如果能有第三碗，第二碗就一两口，最后一碗拼命压实，满到撞鼻尖。后来不用抢了。每天饭煮好后称一称，然后除以总人数，每人多少，全部过称！称饭的习惯现在还有。
钱志熙：当年生产队聚餐有人就用这个方法。[呲牙]。
樊诗序
陈建华：我家三兄弟，我妈从小用顺口溜鼓励我们吃快饭：“吃得快，做太太；吃得慢，做讨饭（乞丐）！”
樊诗序：非常庆幸没在那个时候像布拉一样下乡体验生活。那时候出版社食堂发明了蒸稀饭和无油菜。还有就是掺了狼萁根粉的馒头。狼萁根采自大观山。东西运到，每位职工发一把刷子一只小凳，全员一起把泥土和外皮刷掉，然后磨成粉加糖加面粉做成馒头……我妈说买刷买凳子买糖的钱用来买粮食都绰绰有余了。
曹布拉：
樊诗序“文革”中一度也兴起吃“忆苦饭”，各学校单位纷纷采购蒸煮番薯糕、麦麸饼——实际上三年困难时真还吃不到。
任晓岗：
樊诗序我58年生，养在奉化乡下。据奶奶说也吃狼萁根粉，拉不出，哭出猪叫声。但自己完全没印象了。后来回舟山进了机关幼儿园，吃得好了，个头猛窜，读小学时坐最后一排。然后初高中不知为何营养严重不良（父母亲收入不算低，完全不会安排我们的生活），到高中毕业才1.45米，毕业照站在前排最边沿，比边上最矮的同学还矮了半个头，很可笑的像一个外挂设备。幸运的是分配到食品卖肉，每周可买两次每次三斤带肉的猪骨，营养一下子补进去，入学体检时又窜到1.70米。现在想来，都特么的是命。[捂脸]。
樊诗序：
任晓岗如果我当年能到食品公司卖肉绝对不会去考大学。丽水城里最牛的人就是一个卖肉的。他烟瘾挺大，上嘴唇永远沾着一枝烟，只有遇到有身份的人才拿下来。顺便抬下从来都眯着的眼皮。他有事上街耳朵上不会少于两枝烟。都是沿途市井百姓送的。是个人都知道群英以下的烟别递给他。我们玩烟壳的行内小孩都爱在他家附近转悠。因为捡到的都是重磅货。
曹布拉：一篇即兴小文引出如此沉重的话题，始料不及，诚惶诚恐。感谢各位同学。[抱拳][抱拳][抱拳]。
金健人：
曹布拉意犹未尽，期待续篇。
陈建新：希望乘这个毕业四十周年的东风，咱们大家都写一写吧。疫情让咱们不敢聚，就用这本书作为今年这个节点的见证。
作者简介：曹布拉，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年4月赴黑龙江省依兰县平原公社插队。年底回到杭州，做过各种临时工。医院职工。年10月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同年底发表小说。年7月毕业后在浙江人民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做编辑工作。年调杭州市文联任专业创作员。年调杭州出版社任总编辑。年调杭州师范大学，任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校图书馆馆长，学术期刊社社长。年退休。写作并出版小说、散文及学术著作20余种。曾任杭州市作协副主席、浙江省作协理事（委员）。
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编、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